2025年7月，“北大全面取消績點”的消息引爆熱搜。這場巨震的“震源”，來自3年前北大生科院的一場大膽試點。它的“帶頭人”王世強教授，有一個樸素的初衷：不能再讓“刷分”的模式，繼續懲罰那些有觀點、有想法的學生。

“我最早發現教師的教學效果并不總是正面的，有時甚至有負面性，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。”作為2024年北京大學教學成就獎獲得者，王世強這番言論顯得有些聳人聽聞。

他有自己的證據。那是1994年，王世強還是北大生物學系助教，帶教心理學系一年級和生物學系三年級的生理學實驗課。這門課有個特點，就是實驗結果不穩定，經常得到跟教科書上不一樣的、甚至是“五花八門”的實驗結果。這就需要學生們去分析原因，給出合理的解釋。王世強發現，對同樣預期外的實驗結果，心理學系一年級學生總體表現比生物學系三年級的學生更好一些。他們更能從實驗現象產生的場景、條件、影響因素出發，有邏輯地提出自己的想法。

要知道，那段時間生物學系學子的高考錄取成績在全校遙遙領先，而且這些三年級學生還多了兩年大學教育，生物學專業課程多學了不少，面對沒有答案的問題，怎么分析能力反而差一些呢？王世強開始質疑：過多的記憶性學習是否不利于創新思維的培養？

王世強在2025中國生理學會第六屆全國高校生理學教學論壇上

多年過去了，王世強從助教變成了教授。自2018年起，他開始分管北大生科院的本科生教學。王世強試圖改變生物學課程偏重記憶的學習模式。一方面推動部分生物學課程實行半開卷考試，引導老師多考概念之間的邏輯和原理的運用；另一方面想方設法糾正學生過度追求高分的傾向。

2021年，在時任北大常務副校長龔旗煌院士主持的一次教學工作座談會上，與會老師們論及學生片面追求分數和績點的問題。王世強提出，能否在生科院試點一下取消績點的可能性？這個想法得到了龔校長的鼓勵和支持。

接下來似乎一切都順理成章了。2022年，生科院率先丟棄了績點這根“指揮棒”。試點效果出乎意料地好，學生們紛紛反饋“喘了口氣”。僅僅三年后，2025年夏天，“北大全面取消績點”的消息瞬間引爆熱搜。王世強這個“先吃螃蟹的人”，終于讓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勢。

事實上，王世強并非一時沖動，而是“蓄謀已久”。

探路

“小動脈、毛細血管和小靜脈構成了人體微循環，怎么理解這個微循環呢？來看看咱們教室里的暖氣片——進水管就好比小動脈，出水管相當于小靜脈，那些暖氣片就是毛細血管網。這個系統怎么控制呢？大家看看暖氣進水管到暖氣片之間是不是有個閥門，這就對應毛細血管前括約肌，它可以調節流過毛細血管網的血量。”

這就是王世強生理學課堂的樣板。他從不照本宣科，而是發掘不同事物的共通道理，擅長用身邊的事物來類比人體生理過程。

不止于此，他還會把社會現象或事件與生理學過程聯系起來。比如，講到心肌細胞動作電位曲線圖時，他會用抗日戰爭中敵我雙方力量的消長，來類比細胞電活動期間流入細胞和流出細胞的不同離子電流：初始的細胞快速去極化如同日軍剛開始的猖狂進攻，動作電位的平臺期則是雙方力量進入戰略相持階段，復極化對應戰略反攻階段，而細胞回歸靜息電位宛如中國人民贏得持久戰的最后勝利。

在這樣的課堂上，學生們不會昏昏欲睡。這門生理學課程的在線版也在2023年成為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。

正因為有講“好課”的執念，王世強不太認同那些“過于敬業”的老師。后者每周講數次課，每節課都是好幾十張PPT從頭講到尾，巨量的知識點把學生累壞了。他的看法是，這些知識講多講少，跟學生將來能不能創新其實沒什么關系。

在王世強看來，老師不應總想把自己所知道的專業知識灌輸給學生。一個稱職的大學老師更要注重訓練學生的思維，引導學生學會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，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。

他極力推崇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，“當一個人忘掉了在學校里所學到的每一樣東西，此時依然留下來的才是教育。”對這句話，他的解讀是，“酒肉穿腸過，佛祖心中留”。他說，講授知識是一種教學形式，其目的是訓練思維，使學生能夠運用知識創新知識或解決問題。如果學生能夠在暖氣片與微循環、抗日戰爭與動作電位這樣的類比中舉一反三，就能把知識真正用活，實現跨界創新。

他的這些理念傳承自已故的北大生理學家趙以炳。趙以炳的一個理念是，給學生出考題的時候，老師不能翻書，“如果授課老師都想不起來的話，你怎么要求學生記住呢？”而且趙先生只出問答題，其中最著名的一道問答題是：有同學在未名湖里滑冰，不小心掉到冰窟窿里去了，試述其生理反應。

如果是一位生理學教授，這個問題可以寫成一本厚重的書；如果是一個幼兒園小朋友，他可能回答“哎呀，凍死了”；如果是一名生物學本科生呢？

問題看起來簡單，要想答好并非易事。它考查的是學生對生理學知識的融會貫通，涉及神經反射、激素分泌、血液循環、肌肉功能、代謝調節、體溫維持等方面，并且各種反應之間有時間順序、有前因后果，一味死記硬背是答不上來的。

王世強在生理學課上

不唯書

質疑的習慣，王世強是自小就有的。

他是山東人，1975年上的小學。三年級的時候，他碰到了一道追趕郵遞員的問題：小明有封信需要寄出去，而郵遞員已經離開，已知兩人速度，求多長時間追上郵遞員。王世強計算的結果是14.3分鐘。但題目要求保留整數，他多掂量了一番：如果四舍五入算作14分鐘的話，小明實際上還沒追上郵遞員，于是認為應用進一法，15分鐘才算真的追上。

當老師公布答案是14分鐘的時候，他去找老師辯論。最終老師認同了王世強的觀點。

小學的王世強是幸運的，他遇到了一個開明的老師。但他看到，更多的時候，如果一個人有了跟標準答案不一樣的想法就會被考試懲罰，參照標準答案刷題才是考大學的陽關大道。他認為，這樣的教育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持續懲罰有觀點、有想法的學生。

他在1986年進入北京大學，大學時期的王世強成績并不算好，他甚至經常擔心能不能及格。究其原因，他不愛背書，總想面對瑣碎的知識總結出一些規律。他終于在生理學課上找到感覺，琢磨出了很多“道理”并認為與課本上一致，考試也很有信心。然而，他卻考砸了。

授課老師陳守良教授讓他回去一個字一個字地看書，然后重考一遍。王世強再次看書才發現自己的“道理”與課本上有“些許不同”。陳守良對王世強喜歡思考表示肯定，但也告誡他“思而不學則殆”，并在重考后給了他75分。

雖然琢磨不利于出成績，但王世強認為他因此而得益。因為對知識和原理理解得越深，越不容易忘記，越能學以致用。

他發現，如果不學以致用，數學成績90多分的學生依然一看到數學公式就跳過去；自己當年的數學分數雖然不算高，但后來在多篇論文中用到了數學建模。時至今日，他在生理學課上計算細胞膜內外兩側的電位差，仍能在黑板上熟練地進行數學推導。這讓學生很驚奇，問他大學學的什么專業。王世強回復，學生物的。

生理學實驗課仍然是王世強的關注所在。有的老師期待學生得到預期內的標準結果。如果某個實驗結果跟預期結果不同，就讓學生重做，或者給以較低的分數。王世強認為，對實驗中跑偏了的結果，學生沒有現成答案來解釋。讓學生分析實驗結果和預想不一樣的原因，然后設計實驗檢驗自己的想法，更有利于鍛煉創新思維。因此，無論學生得到什么樣的結果，只要深入鉆研，都應得到老師的鼓勵和肯定。

有一次在期中考試結束后，王世強要給學生們講一講考題，沒想到幾個同學說，“不要講啊，老師。”王世強很不解，學生接著說：“您不是說這部分期末考試不考了嗎？那我們就不想知道答案。如果我們知道錯了，那會影響我們的心情。”王世強大為震動，發現有的學生過分追求分數，學習目標不是求知。他決定打破學生分數至上的觀念。

他先從自己的生理學課開始。為減少學生對考試的執著，他和同事將期中和期末考試縮短到1小時，成績占比降低到50%~60%，同時增加基于作業、討論、翻轉課堂等方面的平時成績占比。為了引導學生注重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，他們去掉了更注重細節知識記憶的填空、選擇、名詞解釋等題型，改為2~3道綜合性簡答題和計算題。

對于這些問答題的批改，王世強堅持不讓研究生代勞，而是親力親為。他的理由是，如果哪個學生有好的想法，研究生一看和評分標準不一樣，就可能給不及格，那就相當于懲罰了有想法的學生。如果學生給出了不符合標準但合理的答案，王世強反而會給予更多獎勵。

要想重塑學生們對知識的深度追求，僅僅一門課的改革是不夠的。它需要系統性地改變，需要院里所有老師和學生的共同努力。

王世強講離子通道的時候套用了李白的詩，“四岸氧聲啼不住，離子已過多重峽”

系統性改變

學習目的不純粹了，這不能完全怪學生。獎學金、保研、出國，哪個不看成績單？為了那零點零幾的績點，選水課、刷題庫、熬夜摳實驗報告格式……學習的目標，早就在“刷分”中迷失了。

雖然對績點的追求迷失了學習的目標，但真要改變需要慎重。王世強說，因為涉及獎學金評定、保研資格評定、出國申請等各種利益。某種意義上，學生們對績點是有剛需的。如果只是草率地去績點，可能會引發學生的不滿。

王世強介紹說，北大生科院對學業評價的改革是從評獎學金開始的。他與主管學工的老師合作，決定避免按績點排隊，而是采用答辯的形式，把科研實踐、社會公益、社團組織、雙創活動都納入考量因素，最終結果由教授投票決定。他說，答辯不光看成績，還看做事的動機、想法、態度和效果。

在保研方面，其實導師們主要看的是學生的綜合科研素質，包括科學興趣、研究能力、抗挫能力、合作意識以及英文水平等，并不會過度重視成績。王世強說，“只要學生對科研感興趣、想讀研究生，而且有導師錄取意向，我們優先保證保送名額。”

在提出這些措施之后，院里組織了3次問卷調研，摸清同學們對取消績點的顧慮。在對同學們做了相關說明后，他們獲得的支持度達到了88%。

圖源：王世強等發表論文《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背景下高等教育學業評價改革探索及實踐》

改革是從2020級學生開始的。他們的專業課分成了A（85分或以上）、B（75至85分）、C（65至75分）、D（60至65分）、F（不及格）五個等級。成績的綜合評價用優秀率（A%，成績為A的課程所占的比例）和優良率（AB%，成績為A和B的課程所占的比例）替代GPA。

王世強的觀點是，一門課程能考到85分以上，就已經足夠好了，沒有必要再花很大的精力達到95分以上。追求越高的分數，需要花的功夫就越大。對于處于學習上游的學生，省下大量卷成績的時間，聽聽人工智能的課、聽聽人文大師的講座、參加一些科研工作、組織或參與一些公益活動，都更有利于學生全面發展和綜合素質的提高。

對申請出國留學的學生，生科院也會為他們提供一份證明，向國外高校說明北大生科院不再提供官方績點。學院為同學們提供了一個自行換算績點的方法。王世強舉例，如果專業課得了A，他們可以換算為績點3.9。這個處理方式得到了學生們的認可。

圖源：王世強等發表論文《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背景下高等教育學業評價改革探索及實踐》

回歸教育初心

試點期間，生科院的學生普遍反饋在卷績點上花費的時間減少了，不再陷在刷分的泥潭里。王世強并沒有覺得是自己改變了一切，畢竟去績點只是這個系統工程的一小部分。教育體系的優化任重道遠，遠非個人能改變。

但他還是很欣慰，因為北大宣布全校范圍去績點了。

在關于北大去績點的各種新聞報道中，王世強注意到一條新聞的副標題是“不卷了，嗎？”，后面這個問號讓他再三思量：如果只是為了反內卷，去績點的操作是達不到目的的，畢竟大家還要爭相武裝自己。你用什么評價，就會卷什么。但如果能引導學生卷能力、卷實踐，那肯定比卷績點好。

王世強特別認同2016年教育部提出的“四個回歸”理念，即高等教育要回歸常識、回歸本分、回歸初心、回歸夢想。他也愿意身體力行。

取消績點，只是高等教育回歸“初心”路上的一小步。王世強說得直白：教育不是簡單地根據答卷給出成績，只鼓勵得分高的同學。其實，教育有兩大目標：一是培養有素質的公民，二是培養有能力的專業人才。如何改進教學的思路和方法，讓每個學生都在大學學習中提升素質、增長能力，是比取消績點更根本、更艱巨的命題。
來源：科學網